《史记》备受后人称赞，东汉班固称其“文直”“事核”“不虚美，不隐恶，故谓之实录”，近人鲁迅称赞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”。赞其为“实录”，旨在颂扬它的“质”；称其为“绝唱”，意在推崇它的“文”。文质兼美，体现了司马迁搜集与选择史料的功夫、剪裁与组织的才能。这样的功夫和才能，源于广泛的调查、精细的研究。

走出书斋

《史记》记录了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。司马迁以一己之力撰写三千年通史，任务相当艰巨。他所面临的头道难题，就是如何搜集与选择史料。

文字史料最常见，也最芜杂。司马迁广泛阅读史料，并且作出细致分析，认为用古文书写的史料最可靠。在撰写《仲尼弟子列传》时，他虽然采信了当时学者的观点，认为孔子有70多位弟子，但只详细介绍了出现在古文资料中的35人。

孔子及其弟子生活的年代距司马迁并不遥远，就已经找不到足够的资料。要想了解汉代学者经常谈论的五帝情况，困难显然更大。司马迁在撰写《五帝本纪》时，就找不到可信的书面史料。由此，他只能走出书斋，开展调查研究，“西至空桐，北过涿鹿，东渐于海，南浮江淮”，到处参观历史遗迹，搜集民间文献资料，听老人讲述各类佚闻掌故。民间的确有很多关于黄帝的传闻，但是“其文不雅驯”，难以采信。司马迁又将搜集到的史料与用古文书写的史料进行比对，互相吻合的便加以采信，两相矛盾的就存疑待考。

求真是司马迁的信条。在出任史官并且准备写作《史记》前，他就开始了相关的调查与研究。20岁时，司马迁从洛阳南下，渡淮河，过长江，窥九疑，浮沅、湘，南登庐山，俯瞰大禹曾经疏浚过的九江。之后沿江而下，又来到今天改称绍兴的会稽，考察太湟，探访禹穴。随后，“上姑苏，观五湖”，渡淮河，临泗水、汶水、济水。考察完山东半岛，又在西归的过程中走访黄河、漯河、洛渠。

这次考察的范围很广，即便在交通发达的今天，也非一般人所能及。但是，司马迁不满足于此。公元前111年，他接受朝廷任命出使西南，又趁机考察了当地的水系，“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”，实地感受都江堰工程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福利。公元前109年，他跟随汉武帝来到黄河决口处，不仅目睹聚众修堤的壮观场面，还亲自参与堵塞决口的工作，获得了切实的体会，认识到河渠水利系统的重要性。这些感受和认识，都记录在《河渠书》中，提高了《史记》的可信度。